二、中医预防学的初步形成阶段（战国～晋隋）
如果说从远古至春秋是中医预防学的萌芽时期，那么大约从战国、秦汉直到隋代则是中医预防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。这一时期，人类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，政治经济、科学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，促进了中医预防事业的向前发展。人们从单纯地针对自然界的各种异常现象进行预防，逐步发展到对生物体从生理、病理、心理、社会诸方面采取防病措施；从被动的防病逐步发展到主动的预防，且方法有了明显改进；不仅注重实践，并开始从理论上进行阐述，分析防病机理，相关著作或专论亦不断产生。
（一）关于预防思想：《黄帝内经》主要产生于战国至秦汉之际，其中有关预防的论述构成了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书中首篇《上古天真论》主要阐发了养生防病措施；次篇《四季调神大论》进一步指出：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……夫病已成而后药之……譬犹渴而穿井，斗而铸锥，不亦晚乎！”汉代《淮南子》谓：“良医常治无病之病，故无病”；仲景也把“治未病”者称为“上工”，充分强调防病的重要性。这一时期，皇甫谧的《甲乙经》、葛洪的《肘后方》、巢元方的《诸病源候论》等，均从各个不同角度阐述了防病问题。如《诸病源候论》曾指出：“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，多相染易，故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。”这些不同的学术论点，为中医预防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（二）关于瘟疫预防：在我国历代典籍中屡有瘟疫的记载，至汉代则更为翔实。由于瘟疫猖獗，给人们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，所以当时的医家曾对天花、鼠疫、百日咳、麻疹等传染病在世界上首先作了详细的描述；对传染病的传播方式进行了研究；并通过不断的探索，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。如《素问·遗篇·刺法论》载“小金丹……服十粒，无疫干也”；防止与病人接触及水源、饮食污染；采取隔离措施，以阻止疫病的传播。《晋书》载云：“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，身虽无疾，不得入宫”。隋代曾设“厉人坊”来隔离麻风病人……。这些均为有效的防疫措施。
（三）提倡除虫灭病：对于各种致病虫害，提倡及时杀灭。《周书秘奥营造宅经》曾以中草药杀蛆；汉代巳用艾、硫磺、雄黄等药物熏蒸房屋和衣物，杀灭蚊蝇；《神农本草经》发现水银能“杀皮肤中虱，”“雄黄杀毒虫、虱”，百部亦可“去虱”；《肘后方》制有“六味熏衣香”对衣物进行消毒；《诸病源候论》认识到“寸白虫”（绦虫）是因吃没有煮熟的牛肉所致，故强调必须煮沸杀之……。
（四）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：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认识到优美的环境和搞好饮水卫生，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条件；《周书秘奥营造宅经》要求城镇房屋要疏通沟渠，排除污水，无有秽气，清静优美，方不生疾；汉代巳有木制洒水车喷水除尘，这对于保持城市环境卫生有着重要意义；每于节日，宫府即差人打扫卫生，清除垃圾。在汉代画像砖中，就有扫马粪、除虫等内容，出土的阿房宫下水道与汉代厕所模型等，均是历史的见证。保护水源，以防病从口入。《管子·禁藏篇》曾要求于春季挖除井中淤泥，换以新水，以保持水源清洁；《吕氏春秋·五味篇》提倡饮水须“九沸九度”；后魏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用茱萸叶消毒井水等等。我国人民用水沐浴的习惯由来已久。早在汉代政府就规定大小官员与士兵必须3～5天清洗一次，并要求勤换衣服；注意饮食卫生更为重要，《金匮要略》曾指出：“秽饭、馁肉、臭鱼，食之伤人”、“生果停宿多日，有损处，食之伤人”，如此判断食物能食与否，实是比较科学的。其他如漱口、勤洗手足、勤洗衣被……此间亦有许多记载。
（五）开展健身防病：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健身运动与防病治病相结合的国家。远在氏族社会，人类就已经采用运动方式来防病健身。至战国、秦汉之际，健身运动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，各种健身术相继产生。《庄子》把健身术称为“导引”，并介绍了一些基本练习方法；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曾以“导引按跷”防治疾病；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文物中，即有《却谷食气篇》和《导引图》，乃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导引文献和图解，图像与现代保健操相比，有不少相似之处；仲景在《金匮要略》中曾谓：“四肢才觉重滞，即导引吐纳……勿令九窍闭塞；”东汉末年，华佗在前人导引理论和实践基础上，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的基本动作，创导出了“五禽戏”，用以健身防病，取得了显著效果。华佗长年坚持，“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”，他曾对弟子吴普说：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耳。动摇则谷气得消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。譬犹户枢不朽是也”。吴普仿之，“年九十余，耳目聪明，齿牙完坚。”五禽戏的产生，使健身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晋隋时期，健身方法不仅形式多样，且养生健身专著相继产生，诸如嵇康的《养生论》、葛洪的《抱朴子》、陶弘景的《养生延命录》、《导引养生图》等，至今仍有研究价值。
（六）尤重修身养性：由于社会交往的日趋频繁，因情志所致的疾病与日俱增。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，古代医家十分重视修身养性、调摄情志，以防止身心疾病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认为“恬憺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”、《养生论》要求“清虚静泰”、“旷然无忧患，寂然无思虑……”只要做到愉快、乐观豁达，气血自然和调，大有益于健康。
（七）注意保养气精：晋隋前后，佛、道两教盛行，神仙、道士“应运而生”，炼丹、服食、神仙之术充斥于世。其间虽然“糟粕”甚多，而“精华”亦复不少。如在老庄著作和《内经》等中医经典中，反复强调应清心寡欲、节制房事，勿令肾精亏乏等见解，均有其重要防病意义。脾为气血生化之源，故此间的医家们亦十分重视脾胃的调养，如《内经》等著作中经常告诫应饮食有节、不可偏嗜、少食辛辣肥甘厚味……。同时还根据脾肾理论而研制出许多丸药。服之以延年益寿，防老却病。
（八）重视天人相应：人类生活于自然环境中，各种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体。古代医家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，提出了“天人相应”的观点。如老子、庄子、管子均主张应主动地与自然相适应，谓“人与天调，然后天地之美生”（《管子·五行》）；荀子更是强调人应改造自然、适应自然；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则根据气候变化而采用相应的调摄方法，慎防邪气侵犯；《素问·移精变气论》所谓“动作以避寒，阴居以避暑”。即是采用不同方法适应自然变化的生动例举。此外，其他未病先防或既病防变措施，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有关著作中亦有散在记载。由此可见，从战国至晋隋时期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，中医预防学的框架已初步形成。三、中医预防学的进一步发展阶段（唐宋～明清）
盛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。由于政治安定，经济发达，中医药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，预防医学亦得到了高度重视；宋元至明清，战乱频繁，疫病流行，使得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及防治有了深入研究。因此，我们说，唐宋至明清实际上是中医预防学从理论到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阶段。其中最为突出的又主要为如下四个方面。（一）预防瘟疫 对传染病学的重大贡献
（二）人痘接种 人工免疫法的创造发明
（三）劳动保护 注意避免职业病的发生
（四）自我保健 积极推广养生健身防病 （一）预防瘟疫 对传染病学的重大贡献：数千年来，由于瘟疫（如天花、霍乱，鼠疫）的反复流行（据不完全统计，仅明清两代约500年间就有367次大的流行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。秦汉前后，人们对此虽有一定认识，然预防经验实属甚少。直至唐宋，孙思邈的《于金方》、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、刘完素的《素问玄机原病式》等书中，对瘟疫的研讨才有了一定突破，防治经验才逐步丰富起来。
而真正对瘟疫有较深入系统的认识，有较丰富防治措施，则主要是明清时期。明代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死亡的惨状，“静心穷理”，发现瘟疫主要是由”口鼻而入”或相互接触所致；其性毒烈，不同于六淫；结合发病特点应采取隔离、消毒等防疫措施；治疗当以清瘟败毒为主。吴氏的见解，实为后世认识和防治本病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尔后叶天士、薛雪、吴瑭、王士雄等名家辈出。他们不仅认识到麻疹等呼吸道传染病是由“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”引起，亦发现霍乱、痢疾等肠道传染病是由于食用不洁或腐败食物所致；皮肤传染病是通过接触感染“虫毒”、“风邪”所致；发现体质的强弱在预防疫病上的重要性……。这些见解，对于预防相关传染病的发生，无疑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这一历史时期对疫病的预防，最常采用的有如下几种措施。
1．药物预防：《千金要方》中载有辟温杀鬼丸、雄黄丸，这些药物既可燃烧，又可佩戴，还可吞服，具有避免邪毒、防止“卒中恶病及时疫”之功；《景岳全书》则用“福建茶饼”进行口腔消毒，以防病从口入；李时珍提出常食大蒜可预防疫痢、霍乱等病。药物外用预防疫病记载亦甚多，如《外台秘要》中将“辟温病粉身散”搽于全身皮肤上进行预防，明清之际用雄黄酒外涂，亦有较好效果。
2．隔离预防：清代陈耕道在《疫痧草》中说：“家有疫痧人，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，为传染，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，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？”强调了隔离的重要性。清·熊立品《治疫全书》亦告诫“温疫盛行，递相传染之际，毋近病人床榻，毋食病家时菜，毋拾死人衣服”。
3．空气消毒：《本草纲目》等书中多处记载，谓凡疫气流传，可于房内用苍术、艾叶、白芷、丁香、硫磺等药焚烧以进行空气消毒辟秽。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。
4．蒸煮消毒：对病人接触过的衣被等，李时珍提出应放于蒸笼中蒸或开水煮沸进行消毒，则“一家不染”。
5．消灭虫害：积极消灭虫害，可切断传播媒介，防止疾病流行。如清·洪雅存《北江诗话》载云：“赵州有怪鼠，白日入人家，即伏地吐血死，人染其气，亦无不立殒者。其提倡消灭老鼠，杜绝后患。至于灭蚊、蝇、蛆、虱等虫害，《千金方》、《本草纲目》诸书中均有较详记载。
6．改进消毒：据宋·沈括《忘怀录》所载，唐宋时期就有专门淘井的人，并提出了修造能够澄滤、消毒及加盖保护的水井。清·陈无择于《石室秘录》中指出：饮水消毒，可用“贯众一枚浸入水缸之内，加入白矾少许”。明清之际的医家不仅认识到瘟疫及时有效预防的重要性，即便是已病之人，亦强调在发病过程中注意“先安未受邪之地”（叶天士语），以阻止病邪深入发展与传变。(二)人痘接种 人工免疫法的创造发明：早在晋代《肘后方》中，已记载用疯狗的脑子敷在被疯狗咬伤的局部创口上，预防狂犬病的发生；隋代《诸病源候论》中记载的“射工病”，与现代医学的恙虫病、斑疹伤寒很相似，书中提到“若得此病毒，仍以为屑，渐服之”，这一方法类似于现代应用疫苗的人工免疫法。不过，上述方法仅是我国医学史上有关免疫思想的萌芽，尚未达到防治疾病的实际效果。据清初朱纯嘏《痘疹定论》所云：宋真宗（公元11世纪）时，有峨嵋山人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（痘乃痘疮，即天花）。这是我国人痘接种术的最早记载。史料证明，16世纪下半叶，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已经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。清初张琰《种痘新书》载云：其祖上数代推行种痘术，“种痘者八九千人，其莫救者，二三十人耳。”《医宗金鉴》介绍了四种种痘法：
（1）痘衣法 把痘疮患者的内衣给接种的人穿上，以引起感染，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方法；
（2）痘浆法 采取痘疮的泡浆，用棉花蘸塞于被接种者的鼻孔，以引起感染；
（3）旱苗法 采取痘痂，研末，以银管吹入鼻孔；
（4）水苗法 采取痘痂调湿，用棉花蘸塞于鼻孔。早期的种痘术，所采用的是天花的痂或浆，叫做“时苗”。这类疫苗危险性大，有时可造成一次人工接种的天花。我国人民在种痘的实践过程中，逐步取得选择苗种的经验。清代郑望颐《种痘方》中主张用毒力减低的“熟苗”，并提出在小儿身上连续接种以养苗。从而提高了种痘的有效率与安全性。
我国人痘接种术不久即引起其他国家的注重和仿效。1652年，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时，曾带去了这种方法；公元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北京学习种痘；18世纪20年代以后，人痘接种术传人土耳其、英国等地，它比英国柏克立的乡村医生琴纳发明的种牛痘预防天花至少要早500余年。由此可见，我国人痘接种法实不愧为世界人工免疫学的先驱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、哲学家伏尔泰就曾对人痘接种术倍加赞扬：“我听说一百年来，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，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。”（三）劳动保护 注意避免职业病的发生：早在隋唐时期的医书中，就有关于劳动保护方面的记载。如《诸病源候论》云：“凡古井冢深坑阱中，多毒气，不可辄入，必须入者先下鸡鸭毛试之，若毛旋转不下，即是有毒，便不可入。”《外台秘要》指出：矿井内可在人入之前放进六畜，“若有毒，其物即死。”明代《农政全书》中亦说：“地中之脉，条理相通，有气伏引焉……缱灯火下视之，火不灭是气不尽也。”可知当时已经用动物和灯火试验来探测古冢、沉坑、矿井中的有害气体。
宋·孔平仲所著《谈苑》中曾对水银中毒、煤气中毒、矽肺等职业病的发病原因及防治进行了较详的介绍；《本草纲目》、《景岳全书》以及明代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等书中对铅中毒、煤气中毒以及其它职业病均有较正确的记载，并介绍了一些有效的防治经验……。这些经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，为防止某些职业病的产生发挥过较大的作用。（四）自我保健 积极推广养生健身防病：唐宋以后，乃是中医养生防病活动的“兴旺”时期，此间无论是封建统治者、文人学士，还是医家，甚至普通百姓，均十分重视健身养生防病，并从各种不同角度阐发养生机理，创导健身方术。从唐代孙思邈至清代叶天士等人，他们的寿命大都超过古稀之年，这与他们善于养生是分不开的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一时期仅刊行的养生学专著或专篇，竟有180余种之多。其中较为著名的如孙思邈的《孙真人养生法》、《孙思邈卫生歌》，施肩吾的《养生辨疑诀》，宋代周字忠的《养生类纂》与陈直的《寿亲养者新书》，元代丘处机的《摄生消息论》，明代万全的《养生四要》和龚廷贤的《寿世保元》，清代曹慈山的《老老恒言》与唐千顷的《大生要旨》等等。各种健身之术的广泛流传，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，防止疾病产生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